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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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父親是胡傳，字鐵花，仕至台灣臺東直隸州知州，後因乙未戰爭離台。母親馮順弟。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留學，康奈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1914年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學於哲學家杜威。1917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夏天回國。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興趣廣泛，著述豐富，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紅學等诸多领域都有進行研究。 他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位於台北南港）院长等职。胡适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胡适像
胡適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並以《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民主、科學。畢生倡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言必有徵”的治學方法。
[编辑] 思想与学术胡適在美國留學期間，師從約翰·杜威。這令胡適的思想偏向實用主義。北大學生對教師素來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紹傅斯年去聽胡適上課，以決定要不要將這個新來的留學生從北大哲學系趕走。傅斯年聽了幾次課以後，他评价胡適：“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於是胡適留在了北大哲學系。 胡适很喜欢“談墨”，他認為“欲知一家學說傳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訂這一家學說產生和發達的時代。如今講墨子的學說，當先知墨子生於何時。”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胡適還認為“天人感應”是漢代儒教的根本教義，而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響。1921年，梁啟超將作品《墨子》箋注輯為《墨經校釋》四卷，送請胡適作序。胡適在這篇長序讚美任公的貢獻，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墨子不曾見戰國名將吳起的死，吳起死時，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學已是一種宗教。任公常說：“績溪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適之”。 [编辑] 新文化运动1917年，當時胡適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話文寫作，石破天驚，引起很大反响。後來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中透露，胡適當時寫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國主編的《留學生季報》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給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卻因此造成中國的新文學運動。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等论文，認為“……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主張「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被譽為「文學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鄭振鋒語）。1919年三月，守舊派林紓在給蔡元培的信中攻擊白話文說：“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 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 1920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嘗試集》的新詩充滿試驗性質，並不成熟。詩人余光中認為「胡適等人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 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劇情裡女主角留下“孩兒的終身大事，孩兒該自己決斷”的字條，與戀人離家出走。這是受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響。 他的小说《一个问题》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流派“问题小说”，“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叶圣陶、罗家伦、杨振声、冰心等。 [编辑] 哲學研究胡適在中國現代學術方面，是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來研究中國學術的。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他以讀大學時的論文為基礎，編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僅寫到先秦，但一生也沒有寫下卷。蔡元培讚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長處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的研究，稱其為“第一部新的哲學史”。馮友蘭多次肯定《中國哲學史大綱》，認為它表明“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頁）。 [编辑] 古典小說研究胡適在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三俠五義》、《海上花列傳》、《兒女英雄傳》、《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等十二部小說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萬言，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 胡適是新红学派—考据派的创始人，可以說是將小說納入了學術研究正軌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舊紅學。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說：“我現在要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胡適是红楼梦海内孤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发现者和拥有者。并且接下来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版本比如《庚辰本》，为近代红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编辑] 禪宗研究胡適在寫《中國禪宗史》的過程中接觸到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記載，感到如果不寫神會，就難以寫好禪宗史。1926年，胡適因在巴黎、倫敦相繼發現三卷及一份殘卷，約兩萬字有關神會和尚的資料，也就是《神會和尚語錄》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他不僅“要把禪宗史全部從頭改寫”，而且強調“這位大和尚神會實在是禪宗的真正開山之祖，是《壇經》的原作者”。印順認為此為他的結論是不足取的，但在禪宗史的研究上，仍舊是有貢獻的。胡適說：「一千多年中，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過於此事的了」。” [编辑] 水經注研究1942年，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後開始關注《水經注》研究，此後的20年間，在《水經注》版本研究上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所謂「《水經注》案」，是指一百多年來，部分學者指責戴震偷竊趙一清《水經注》研究成果一事。對此，學術界普遍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戴震抄襲了趙一清的成果；一種認為趙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獨立研究，取得了大體相同的結果。 在十幾年內，胡適蒐集了四十多種《水經注》的版本，抄寫了一百多篇長篇文章和一些考證文字，用了千百個證據，推翻了“幾成定獻”的所謂戴震抄襲趙一清《水經注》校本的冤案。《戴東原的哲學》一書，是胡適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適認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個反理學的大運動，這個運動有破壞和建設兩個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學的謬誤，打破它的壟斷地位；後者是要建設一種不同於理學的新哲學。 [编辑] 晚年
1949年1月，胡適前往上海。既覺國民黨無法應付國政，又深感共產黨八項二十款和戰條件下，兩黨「和比戰難」。於是不得已於國共內戰末期，避禍赴美教學。之後，他於1950年代初期偶回台灣參與政治活動與講學。例如：以國大代表參與總統選舉投票、擔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及協辦由雷震主筆的「自由中國」雜誌等等。 1957年10月朱家驊因病辭去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继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並於隔年4月前往台灣定居就任。自此，胡適多留連台美兩地。期間因為經濟關係，1958年他還將胡適文選及四十自述等所有著作，以買斷方式（一說為廿年）賣與台灣某家出版公司。  1960年雷震與台港在野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介石違背中華民國憲法三連任總統，胡適為連署人之一。之後，雷震籌備組黨事宜，胡適亦參與其中並多加鼓勵。1960年9月，雷震因「共諜」案被捕，史稱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認為是蔣介石為阻止雷震籌組新黨而策劃。當時仍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雖未受到此案株連，也參與營救雷震，不過並沒有成功。 1962年2月24日，於台灣參與中央研究會相關會議的胡適，於會議進行中心臟病發去世。之後，台灣政府將胡適於台灣的公配居所改建於胡適紀念館。另外，台北南港當地仕紳李福人，也捐出一片面積達兩公頃，位於研究院附近的個人私地闢建為胡適公園，作為胡適的墓地。（後來許多中研院院士或著名學人也安葬於此） 胡適墓誌銘由知名學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壯為先生書寫，其內容為
[编辑] 影響
[编辑] 自由主义
[编辑] 評價因為胡適，在中國大陸是個受到官方批判、民间的知识分子爱戴的有爭議的人物，中国大陆的教材過去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但近幾年來的研究都傾向於肯定他應有的歷史地位。但在意识形态控制上，还是对胡适有殊多限制。 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沒有甚麼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剛先生所說，讀過胡適《四十自述》的人，在這一本口述（《胡適口述自傳》）中很難看到新東西。但是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提到：“所以吾人要瞭解晚年的胡適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際，於私人朋友談笑之間求之。胡先生沒有梁任公那樣憨直。對自己思想挑戰的文章，在胡氏著作裏是找不到的。” 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書中給他相當高的評價：
[编辑] 年表
[编辑] 主要论著
[编辑] 家庭
[编辑] 相关条目[编辑] 参考资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