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茵·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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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哲學和小說裡強調個人主義的概念、理性的利己主義（「理性的私利」）、以及徹底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她相信人們必須透過理性選擇他們的價值觀和行動；個人有絕對權利只為他自己的利益而活，無須為他人而犧牲自己的利益、但也不可強迫他人替自己犧牲；沒有任何人有權利透過暴力或詐騙奪取他人的財產、或是透過暴力強加自己的價值觀給他人。她的政治理念可以被形容為小政府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雖然她從來沒有使用第一個稱呼自稱過、而且相當厭惡第二個稱呼[2]。 蘭德的小說所要表達的目標是要展示她理想中的英雄[3]：一個因為其能力和獨立性格而與社會產生衝突的人，但卻依然奮鬥不懈朝他的理想邁進。
[编辑] 早年生涯兰德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是四名女兒（艾麗莎、娜塔莎、諾拉）中的長女[4]。她的雙親是季諾維尼·日诺维耶夫娜·罗森包姆和安娜·鮑里斯歐娜·罗森包姆，兩人都是不可知论和不信神者[5]。在她年幼的時候她便已展現出對文學和電影的興趣。她在7歲時開始撰寫電影劇本和小說。 她的母親教她法文，並且訂閱了一份以男孩為主要讀者對象的雜誌，在雜誌的連載故事中蘭德發現了她第一名童年英雄：希羅斯·帕東（Cyrus Paltons），一名虛構的印度軍官故事，故事名為「神秘的山谷」[6]。在她幼年歲月裡，她閱讀了沃尔特·司各特、亚历山大·仲马和其他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並表達了她對於浪漫主義運動的強烈熱情。在13歲時她開始接觸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很快便深深酷愛他的小說。後來她稱雨果為她最喜歡的小說家、以及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家。[7] 
當1917年俄國革命爆發時蘭德只有12歲，她全家原先的平靜生活都被布尔什维克黨的崛起而打亂了。她父親的藥房被蘇聯政府所沒收充公，全家於是逃至克里米亚以求恢復經濟狀況。當克里米亞於1921年也被布爾什維克攻陷時，蘭德燒毀了她的日記，以免日記中強烈的反蘇聯言論被發現[8]。蘭德接著回到聖彼得堡（「彼得格勒」）以就讀大學[9]。她在彼得格勒大学学习哲学和历史。大學期間她在文學上的主要閱讀對象是弗里德里希·席勒、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愛德蒙·羅斯坦德（Edmond Rostand）。她欣賞羅斯坦德作品中的浪漫想像、和席勒的華麗風格以及英雄般的佈局。她欣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戲劇感和他強烈的道德判斷力，但卻強烈反對他的哲學觀和他對於生命的態度[10]。她在大學裡的社會教育系完成了為期三年的課程，包括了歷史、哲學、和法律，在1924年10月13日順利獲得了畢業證書（證書編號No. 1552）[11]。她也接觸了尼采的哲學理念，極為欣賞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書裡所表達的，對信奉利己主義、並反對利他主義的獨立個人的英雄式崇拜。但後來在她接觸了更多尼采的作品、發現他的哲學中心是「力量即為真理」後，便相當厭惡他的哲學觀。 蘭德繼續寫作短篇小說和電影劇本。她在1924年进入电影艺术学院学习電影劇本創作；不過在1925年底，她獲得了前往美國探親的簽證。 [编辑] 移民和婚姻在1926年2月她抵達了美國，當時她只有21歲，乘坐郵輪抵達紐約市的港口，紐約市最後成了她的老家。她被紐約市蔓延至地平線的摩天大廈建築群所深深感動，後來她在小說《源頭》裡這樣寫道：
在她前往芝加哥與親戚共處一小段期間後，她下定決心從此不再回到蘇聯，並立志前往好萊塢成為劇作家。接著她將名字改為「艾茵·蘭德」。有傳聞宣稱她是因為雷明頓蘭德公司的打字機才改名的，但事實上她在打字機上市銷售前便已改名為艾茵·蘭德了。蘭德指出她的名子是來自以西里尔字母拼湊的家族姓名，後來艾茵·蘭德的研究也指出蘭德的名子和她的家族名「罗森包姆」的西里尔字母排序類似[13][14]。她指出她的教名「艾茵」是源自於一名芬蘭的作家，這可能是來自芬蘭-愛沙尼亞的作家Aino Kallas，不過這種名子在芬蘭語地區相當常見。 最初蘭德前往好萊塢奮鬥，接下一下臨時的工作以維持基本的生計。在一次偶然的面對面試鏡中她被著名的導演賽西爾·迪米爾（Cecil B. DeMille）看中，使她獲得了一份臨時演員的工作，在《王中王》一劇中擔任群眾角色，並接著擔任劇本審稿人[15]。同時她也在雷電華影片公司（RKO Pictures）的服裝部門擔任指揮工作[16]。 在好萊塢工作期間她遇上一位年轻演员弗兰克·奥康诺，對他深感愛慕並主動追求他，兩人在1929年4月15日結婚。兩人的婚姻維持了50之久，一直到奥康诺於1979年以82歲高齡去世為止。在1931年蘭德獲得了美國的公民籍；她對於美國深感驕傲，後來她在西點軍校的畢業典禮上向學軍校畢業生們發表演講道：「我可以說—這絕不是愛國的陳腔濫調，而是根基於完整的形而上學、知識論、倫理學、政治和美學的智慧基礎上說，美利堅合眾國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最高貴、和在最初的建國原則上唯一道德的國家。」[17] [编辑] 小說蘭德認為自己主要為小說家而非哲學家，但她有時會遭到學術界哲學家們的貶低，批評她的小說和非小說的書籍都只是針對廣大的讀者，而非出版於經過同行評審的學術期刊。蘭德對此則反駁道：歷史上有許多將偉大哲學理念以小說形式表達的作家—包括但丁、约翰·弥尔顿、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尔贝·加缪，让-保罗·萨特等哲學家也同時以小說和非小說的作品來表達他們的哲學觀，而她只是遵循這一系列傳統罷了。 在一篇1991年经济学人介紹蘭德的文章中宣稱道：「蘭德的小說每年賣出約300,000本，鼓勵讀者大量思考他們自身，在立大功的同時也賺了大錢。所有她的書的新印刷版本都附帶著回函明信片，讓有興趣的讀者能更進一步了解『客觀主義』，作者的理念，混合了自由市場、冷酷的理性、和無辜的尼采的自尊」[18] [编辑] 早期作品蘭德第一次在文學上的成功是在1932年被環球電影公司買下的電影劇本《紅小卒》：「導演馮· 斯登伯格（von Sternberg）原本考慮將其交由玛莲娜·迪特里茜演出，但俄國的劇情並不受歡迎，最後劇本被放棄了。」[19]蘭德接著在1934年寫下了《1月16日夜晚》，並在後來於百老匯演出，這是一部審判劇，獨特之處在於演出時會挑選觀眾擔任陪審團，使得這部劇可能有兩種結局產生。[20] 蘭德接著出版了兩部小說—《我们活着的人》（1936）和《颂歌》（1938）：「蘭德將我们活着的人描述為她最具自傳風格的小說，它的主題便是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俄羅斯生活之野蠻。」[21]小說中嚴厲的反共主義論調也促使讀者回顧當時美國的狀況，也就是正值經濟大恐慌前後、有時被稱為「紅色十年」（The Red Decade）的時期，當時正是美國國內對社會主義思想的同情到達最高點的時期。客觀主義中心的Stephen Cox後來這樣評論道：「我们活着的人是在俄式社會主義思想最盛行於美國領導人之間的時期出版的。當時它並沒有吸引讀者的注意力。」[22] 弗兰克·奥康诺和艾茵·蘭德在康乃狄克州的史東尼河（Stony Creek）地區度過了1937年的夏天，弗兰克忙於夏季劇團的演出[22]，而蘭德則致力於構思《颂歌》一書，書中描寫出反乌托邦的後果，虛擬在未來集體主義大勝後的場景。《颂歌》在美國並沒有找到出版商願意出版，因此首次出版是在英國。 [编辑] 源頭蘭德的第一本主要的成功小說、也是她最暢銷的小說是1943年的《源头》，她總共花了7年時間撰寫這本小說。小說曾被12家出版商拒絕，他們認為那太過智慧而違背當時美國思想的主流。最後小說終於被Bobbs-Merrill出版公司接受，這主要是因為出版社編輯群中的一名成員Archibald Ogden大力推薦這本書（「如果這本書不適合你，那我也不是適合你的編輯。」），出版後獲得空前的成功[23]。《源頭》一書不只在美國、也在世界性獲得了勝利，帶給蘭德前所未有的名聲和財富。在出版後的第6年裡，這本小說已經賣出六百萬本，最後繼續保持每年賣出100,000本的紀錄。[23] 在《源头》的成功後，蘭德又寫下了兩部電影劇本—Love Letters和You Came Along。 [编辑] 阿特拉斯摆脱重负蘭德的鉅作《阿特拉斯摆脱重负》出版於1957年。由於之前《源头》的成功，《阿特拉斯摆脱重负》初版時便印刷了100,000本[24]，這本書同樣成為了國際性的暢銷書。（經常被提起的[25]比喻是：《阿特拉斯摆脱重负》是美國歷史上「第二具影響力的書，僅次於聖經之後。」）[26] 《阿特拉斯摆脱重负》經常被視為是蘭德所有小說中最廣泛陳述了客觀主義的一本。在小說的附錄中，蘭德對此總結道：
《阿特拉斯摆脱重负》的主題為「人的心理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蘭德將開創性的企業家讚揚為所有社會中最值得欣賞的成員，並強烈反對一般人們對企業家的怨恨情緒。這使得她在小說中想像某一天美國的企業家們全都開始「罷工」並隱居山林，美國的經濟和其社會將會逐漸崩潰。接著政府對產業施加更多原本已經相當要命的控制。小說裡也談到了性別的分歧、音樂、醫藥、政治、和人類能力等議題。 [编辑] 哲學和客觀主義運動蘭德的客觀主義哲學包含了形而上学、科学哲学、伦理学、美学。簡而言之，客觀主義主張世界上存在著獨立於心靈之外的現實，而個人則透過他們的感官知覺與這些現實接觸，他們透過理性或是「沒有矛盾的識別」（non-contradictory identification）處理所接收到的資料，並進而將其轉化為知識，而一個人生命中適當的道德目的便是追求他們自身的幸福或是「理性的私利」，也因此唯一一個與此道德觀吻合的社會系統便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聆聽蘭德如何解釋客觀主義哲學 ）。 知名的客觀主義者還包括纳达涅·勃兰登（Nathaniel Branden）夫妻、阿伦·格林斯潘、列奥那多·培可夫（Leonard Peikoff），蘭德展開了客觀主義運動以散佈他們的哲學觀。 [编辑] 哲學根源蘭德的哲學觀受到亞里士多德的極大影響。一些人注意到她的哲學與尼采的類似性，她也強烈批評康德的某些觀念。蘭德也稱她受到了约翰·洛克的影響，洛克將個人「擁有他們自身」的理想概念化，個人也都有權利擁有他們勞動生產出的產品，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自然權利[27]。更具體的說蘭德的哲學是屬於啟蒙時代以及理性時代的哲學。她偶而也會讚揚一些特定的哲學家，如斯宾诺莎、阿奎纳等。她似乎也相當欣赏美国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勃兰德·勃兰夏（Brand Blanshard），勃兰夏就如同蘭德一般，認為「（理性和理性行動）在過去兩千年裡，從來沒有過像這半世紀以來這樣遭受如此之多、如此之嚴重、而如此之漫長的激烈攻擊。」[28] [编辑] 亞里士多德影響蘭德最大的是亞里士多德，尤其是亞里士多德的推理法（「邏輯」）；她認為亞里士多德是最偉大的哲學家[29]。特別是她的哲學反映出了亞里士多德學派的知識論和形而上學—亞里士多德和蘭德都主張「世界上存在著一個客觀而獨立於心靈以外的現實，而這種現實是可以為人所察覺的。」[30]雖然蘭德後來開始批評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但其他人則注意到她的利己主義倫理學「是屬於亞里士多德的幸福說（Eudaimonia）的一種形式，接近於亞里士多德所抱持的那一種…一種指引人類活著成功而繁榮的生活的制度，要『作為一個人』的生活。」[31]蘭德自己主張「她的哲學與亞里士多德的差異處在於，她的哲學將本體（essences）視為屬於知識論而非形而上學。她想像亞里士多德是一個直覺主義的哲學家，認為本體的存在是具體的。」[32] [编辑] 尼采在她早年生涯中，蘭德相當欣賞尼采的著作，並且的確接受了「尼采對於人類潛能的崇敬以及他對基督教和康德的哲學觀的強烈厭惡。」[33]但她後來開始批評尼采，認為他的哲學是強調情感超過理性、對現實的主觀解釋超過真實現實的[33]。爭議通常聚焦於蘭德和尼采之間的哲學觀聯繫程度，而非蘭德的哲學觀是否為尼采的延伸發展。Allan Gotthelf在On Ayn Rand中宣稱蘭德的《我們活著的人》一書的初版相當類似於尼采的哲學觀。Bjorn Faulkner和Karen Andre則指出蘭德在1934年寫下的《1月16日夜晚》一劇裡展現了某些尼采的哲學理論。Ronald Merrill則發現蘭德在《我們活著的人》於1959年再版時刪去了一些初版時的內容：「在書中，女英雄抱持著（雖然最後排除了）犧牲弱者以成全強者便是正義的觀點，而這明顯是尼采的概念」[34]蘭德自己則否認和尼采有概念上的緊密連結，並在《我們活著的人》1959年之後的版本裡的文法和文體上改變了一些角色的特性。 在《源頭》裡，Gail Wynand這個角色最後的毀滅結局便是蘭德後期哲學觀排斥尼采的例子之一，亦即偉大是不可以藉由犧牲群眾來達成的：「她在（1934年）期刊裡提出了一種反對傳統非此即彼的倫理學的觀點。舉例而言，她在5月15日的記載裡，發現諸如Gail Wynand這個角色的尼采錯誤：為了試圖獲取權力，他們操弄群眾，但卻犧牲了他們原有的理想和價值觀，也因此成為了『那些群眾的奴隸。』也因此，一個獨立的人並不會將他的勝利隸屬於群眾之上。」[33]到了最後，蘭德將她的哲學觀改變和尼采對她的影響和平共存，在《源頭》的初版25週年紀念版本的引言裡以尼采的名言總結道：「靈魂高尚的人必先自尊。」 [编辑] 康德
蘭德非常激烈的批評伊曼努尔·康德的哲學。他們兩人的哲學差異在形而上學和知識論上最大，而非康德知名的道德絕對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她對於康德的倫理學的批評是直接攻擊在形而上學和知識論上的基礎，但對於絕對令式道德觀是否能與客觀主義共存也有待爭議[35]。蘭德和康德對於人類的概念、本體、和知覺有著相當不同的理論：在客觀主義的知識論上理性是最高的善，而理性和邏輯都可以用於了解客觀的現實。這直接的與康德的分析-綜合二分法直接相反，康德認為我們無法得知某些真實狀態和現實的知識（「自在之物」），而只能得知我們察覺這些現實的方式，舉例而言，我們可以確定我們無法想像某些物體可以延伸，但這不代表這些物體就必定無法延伸。蘭德則相信如果一個物體對於我們的知覺有所影響，那麼對於知覺的影響便能使我們獲得對於這個物體的知識。在最基本的層次上，它告訴我們物體是屬於一個特定的特徵，例如當物體影響了某人的感覺器官時，它便使某人得知特定的感覺；接著，那便代表了物體本身特性的知識。事實上康德是否會反對這樣淺略的現實主義原則仍有待爭議。在蘭德的觀點看來，康德的二分法將理性和合理性在現實世界切割為兩半—而這是對於人類本質的背叛。依據蘭德的說法：
而在The Objectivist雜誌的最後一期裡，她則進一步闡述道：
[编辑] 客觀主義運動在1950年代蘭德搬家至紐約市34街東邊的120號[37]，並成立了一個客觀主義團體，故意選擇了一個諷刺的名稱“艾茵·兰德集团”（The Collective），集團成員包括了未來成為聯邦儲備局局長的阿伦·格林斯潘、以及一名年輕的心理學學生纳达涅·勃兰登，勃兰登受到了《源頭》的深刻影響。依據勃兰登的說法，「我在1949年寫了一封信給蘭德女士…接著我在1950年3月獲得一封邀請函前往她的住所參與私人集會，當時我距離20歲生日還有一個月。」[38] 艾茵·兰德集团原先選在蘭德的公寓家中進行每週末的非正式聚會，一起討論客觀主義哲學；後來集團繼續扮演了更大、更正式的角色，共同編輯《阿特拉斯摆脱重负》，並在後來成立了「纳达涅·勃兰登研究所」（NBI）。通过这个研究所的努力，客觀主義運動在20世纪60到70年代逐漸擴散，研究所的成員前往遍及全美的城市進行演講和教學。研究所也創立了他們的報紙「客觀主義者報」（The Objectivist）。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蘭德藉由她的小說和非小說著作發展並散佈她的客觀主義哲學，蘭德也经常到美國东部的各大学发表演讲，大部分是透過勃兰登創立的纳达涅·勃兰登研究所散佈她的哲學：「客觀主義者通訊後來擴展並且改名為客觀主義者報，包含了蘭德、勃兰登、和其他成員所撰寫的文章…分析當時的時事並將其客觀主義原則套用至平常的生活上。」[39] 在幾年的發展後，儘管兩人都已結婚、且年齡相差數十歲，蘭德和勃兰登之间的友情逐漸轉變為愛情。最後兩人原先的配偶都得知了這件緋聞，雖然他們最初決定接受事實，但這最後導致勃兰登和他的妻子分居及离婚。 [编辑] 政治和社會觀點蘭德的政治觀點強烈的擁護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反中央集權主義、反共主义。她讚揚她所謂英雄般的利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美國價值。她也強烈的厭惡神秘主義、宗教，以及徹底的反對慈善，她認為慈善將會引發怨恨個人快樂和成功的不良文化。蘭德也厭惡當時許多突出的自由派或保守派政治家，包括許多突出的反共主義者如哈利·S·杜鲁门、隆納·雷根，以及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40]。她也反對美國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41]、以及韓戰，但她也強烈譴責和平主义：「當一個國家訴諸發動戰爭時，它必須有一些目的，不問是對是錯，而是為某些東西而作戰—唯一正當的目的是自衛。」[42]她反對美國捲入越戰：「如果你正在找尋最終的、極端自殺性的、在國際規模上的利他主義，那請你看看越戰：一場美國士兵不知為何而死的戰爭。」[42]但她也覺得美國最後單邊的撤退是姑息的錯誤，因為那代表了蘇聯共產主義的勝利[41]。 [编辑] 經濟一般而言，蘭德的政治思想屬於傳統的古典自由主義。她曾表示過對路德維希·馮·米塞斯、亨利·赫茲利特等人的經濟思想的支持。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研究所對此說道：「很大一部分是因為蘭德的影響，才使米塞斯的著作開始受到政治上的重視」[43]。雖然她並沒有提起是誰影響了她的經濟思想，她的作品與爱默生的著名文章「自力更生」的確相當類似（雖然蘭德在向西點軍校畢業生的演講上大力批評愛默生，稱他為「非常心胸狹窄」）。後來的客觀主義者Richard Salsman則宣稱蘭德的經濟理論可能較傾向於法國經濟學家薩伊·讓·巴蒂斯特（Jean-Baptiste Say）提倡的原則，雖然蘭德本人可能根本沒有閱讀過他的著作。 [编辑] 性別、性、和種族蘭德對於性別角色的觀點也引發了不少爭議。她的著作裡支持男女在智慧上平等的概念（舉例而言，阿特拉斯摆脱重负裡的主角Dagny Taggart是一名親手勞動的鐵路人員），她認為男人和女人在生理學上的差異是導致男女在心理學上差異的主要來源。依據她的說法：「對一個真正的女人而言，女性的本質就是英雄崇拜—尋找男人的慾望。」（1968）在一次接受花花公子雜誌的採訪時，蘭德指出女性在心理上並不適合擔任總統，並強烈反對現代的女性主義運動，儘管其運動和她的哲學觀都有某些相同的目標[44]。女性主義的作家Susan Brownmiller批評蘭德為「她自己性別的背叛者」，但其他人如Camille Paglia則注意到蘭德小說中「極度獨立的」女英雄們都未受「傳統的束縛…她們跟別人上床純粹是因為她們想要這樣做。」[34]一些BDSM社群相當重視並支持蘭德的作品，因為她在小說中提出強烈定義的性別角色、加上對於權力差異的崇拜，使得「男人在形而上學上成為主導性的性別。」[45] 另一個爭議的焦點是蘭德對同性戀的看法，依據蘭德在1971年在接受訪問時的回覆，蘭德個人認為同性戀是「不道德」和「令人厭惡的」[46]。更具體的說，她指出「同性戀的根源在心理上是不道德的」因為它「牽涉到了心理上的瑕疵、腐化、錯誤」[47]然而，在同一場採訪中蘭德也指出「我不相信政府有權利禁止同性戀行為。任何個人都有特權依據他的意願選擇各自的性生活。」[46]以及「所有禁止同性戀的法律都應該被廢除。我並不一定認為這些行為或態度是道德的，但要以法律干涉成年人之間的自願關係是不恰當的。禁止腐化未成年人心智的法律是恰當的，但成年人應該獲得徹底的自由。」[48] 蘭德也捍衛私人公司擁有實行基於性向和種族的歧視的權利，蘭德主張她反對政府禁止私人公司實行歧視，是因為她將私人財產的重要性置於公民或「人權」之上，也因此她的觀點並沒有構成對這種歧視本身在道德上的認可。蘭德主張私人公司有絕對權利選擇拒絕雇用某些人，即使這種歧視是如何的不道德亦然，因為在這些情況下個人的權利並不會因此而被侵犯。 蘭德在道德立場上的確反對一些歧視，但她仍堅持個人和私人公司擁有實行歧視的權利，而政府不該對此進行干涉。她寫道：「種族主義是最底層、最原始的集體主義形式…認為一個人並非由其性格或行動來評斷，而是由一個群體或族裔的性格和行動加以衡量」[49]但她也反對政府對此進行干預：「私人的種族主義是屬於道德議題而非法律議題—而這只有可能透過私人的方式加以解決，例如在經濟或社會上的聯合抵制。」[50] [编辑] 非美調查委員會證詞在1947年紅色恐慌時期，蘭德曾擔任對政府有利的证人到“非美调查委员会”作证，她以自己在蘇聯生活時的親身經驗，指责1943年拍的影片《俄罗斯歌声》过于美化苏联人民的生活。蘭德指出這部電影刻意掩蓋和美化了當時蘇聯真正的社會經濟狀況以及在蘇聯的生活。除此之外，她相信美國即使是為了打敗納粹德國而不得不合蘇聯結盟，也不應該這樣虛構蘇聯生活的正面景象：
在調查結束後，當蘭德被問到她對於委員會的調查效率的感想時，她描述調查過程為「毫無效率的。」[51] [编辑] 晚年
在經過一連串複雜的分居後，在蘭德於1968年得知纳达涅·勃兰登和另一位女子也有私情後，她突然断绝和纳达涅·勃兰登及他的妻子芭芭拉·勃兰登的关系，也不再和纳达涅·勃兰登研究所有任何关系了。蘭德接著在「客觀主義者報」上发表了一篇公開信，宣布和勃兰登决裂的各種原因，提到了勃兰登的不忠实，但並没有透露自己和勃兰登的私情。兩人從此不再接觸，勃兰登成为了客观主义运动中一位“不受欢迎的人”。芭芭拉·勃兰登後來在The Passion of Ayn Rand一書中回憶當初她丈夫和蘭德相處的場景，指稱蘭德經常辱罵並指責他，蘭德還曾經這樣罵道：「如果你心中真還存有任何一點點的道德、任何一點點的心理健康—那麼我保證你接下來20年都會阳痿！如果你那話兒還能逞半點雄風的話，你就會知道那代表你的道德還要更糟！」[52] [编辑] 健康惡化和去世在1973年蘭德曾短暫的和她最小的妹妹諾拉重聚，諾拉在那之前都還待在蘇聯[39]。雖然蘭德曾寫了累計1,200封信寄給在蘇聯的家人，而且也試著安排他們前往美國，但她從1937年便停止了與他們通信，因為她在美國的郵局得知由於史達林的大整肅，從美國寄去的信可能會危及家人的安全。蘭德在1973年接獲一封諾拉寫的信，於是便邀請她和她丈夫前來美國；但諾拉的觀點並沒有就此改變，在短暫相聚後仍自願返回蘇聯，蘭德因此相當失望。[53] 蘭德在1974年接受了治療肺癌的手術，同時還必須忍受她和勃兰登的決裂、以及纳达涅·勃兰登研究所的解散帶來的煩惱。許多「艾茵·蘭德集團」的親密朋友也離開各奔前程，在1970年代後期，她個人的活動和整個客觀主義運動都開始走下坡，而她的丈夫在1979年11月9日去世則帶給她進一步的打擊[54]。她的最后工作之一是将《阿特拉斯摆脱重负》改编成电视剧本。她也計畫撰寫另一本小說To Lorne Dieterling，但只有寫到「初步草稿」而已。[3] 儘管成功的治癒了腫瘤，蘭德仍在1年後的1984年3月6日於紐約市34號街的家中因心臟衰竭去世[55]，被埋葬於紐約州瓦爾哈拉（Valhalla）的肯西科公墓（Kensico）。許多突出的蘭德追隨者都參加了她的葬禮，包括阿伦·格林斯潘在內。墳墓旁佈置了一個長達6英尺、以金錢$形狀設計的花圈，以象徵她對於資本主義的信念。[16] [编辑] 身後影響
蘭德的小說依然在全世界被廣泛販賣和閱讀，至少已有2,200萬本（直到2005年）小說賣出，並且每年保持500,000萬本左右的銷售量[56]。在她死後，客觀主義運動內部的持續衝突導致各種獨立的組織叢生，其中有一些則宣稱繼承了她的嫡傳思想。蘭德和客觀主義在北美之外的地方知名度都不高，只有在歐洲有零星的書迷。据说最近兰德的小说在印度很流行[57]，並且在非洲的讀者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她在以色列也有不少讀者。 [编辑] 艾茵·蘭德協會在1985年，原艾茵·兰德集团的成员、也是蘭德指定的繼承人列奥那多·培可夫创建了“艾茵·兰德協會”，并将艾茵·兰德的名字注册为商标，成为发展客观主义的大本营，虽然违背了兰德生前的意愿，兰德希望将自己的名字和客观主义哲学分开，永远不要联系在一起，以保证她的思想可以继续发展下去。艾茵·蘭德協會的主要目標是在學術界散佈客觀主義，尤其是在人文學科的大學系所；它也致力於將蘭德的著作和觀念散佈給高中和學院的學生。 [编辑] 客觀主義中心和阿特拉斯社會另一次客觀主義運動的分裂發生在1989年，客觀主義者大衛·凱利（David Kelley）寫下了「對於制裁的質疑」，替自己參加非客觀主義的自由意志主義團體的行為作辯護：「這是為了回覆Peter Schwartz在The Intellectual Activist雜誌所寫的那篇文章，他要求那些與自由意志主義者聯繫的人必須被逐出這個運動…我觀察到客觀主義並不是一個封閉的信仰體制；我認為我們可以藉由與那些我們不同意的人溝通的過程中學習更多東西。」但艾茵·蘭德協會則否認凱利對於這起分裂的解釋[58]。之後列奥那多·培可夫在The Intellectual Activist雜誌的一篇文章中，主張客觀主義的確是一個封閉的體系，而真理和道德良善是直接相關的[59]。培可夫將凱利驅逐出艾茵·蘭德協會，因此凱利又創立了客觀主義研究協會（現在被稱為「客觀主義中心」）。分裂出來的客觀主義中心又成立了「阿特拉斯社會」（The Atlas Society），以獨立的網站吸引艾茵·蘭德的小說讀者，並將蘭德的角色輕描淡寫為哲學家。這個分裂的目的之一是為了增加客觀主義的普及層面，客觀主義中心本身主要便從事於學術界的宣傳。 目前客觀主義中心的所長是Edward Hudgins，他同時也是傳統基金會、卡托研究所（自由意志主義的主要智囊團）的成員，大衛·凱利則保有創立者和資深學者的頭銜。阿特拉斯社會和客觀主義中心也出版了「新個人主義者」（The New Individualist）的雜誌。在最近的日德蘭郵報事件中，新個人主義者雜誌是美國第一本敢將聲名狼藉的穆罕默德卡通置於封面的雜誌。 [编辑] 大眾文化紐約時報的「Book Notes」專欄在1991年對國會圖書館和每月讀者俱樂部的調查中，蘭德的《阿特拉斯摆脱重负》被讀者俱樂部成员列為第二具影響力的書籍，僅次於聖經[60]。 加拿大的搖滾樂團匆促樂團的其中一名鼓手和填詞者—尼爾·佩爾特也受到了蘭德小說的影響，諸如在1975年的Fly By Night專輯裡的「Anthem」一曲和1976年2112專輯裡的標題歌曲都可以發現蘭德的影響。不過，佩爾特本人否認自己是客觀主義者。同樣的，匆促樂團的風格也很快的改變，遠離了原先和蘭德哲學類似的風格。 在第四季的辛普森（名為「A Streetcar Named Marge」的一集）中，瑪姬·辛普森被安排就讀的學校名為「艾茵·蘭德小孩學校」，學校裡禁止奶瓶和奶嘴以鼓勵小孩發展「心中的奶瓶」，另外校長還閱讀一本名為「源頭飲食」的書。 一個名為「The Atlasphere」的線上社區聚集了不少蘭德的書迷，並建立一個網誌記載有關蘭德的重要報導和受到蘭德影響的名人[61]，而「Randex」則收集了有關蘭德和她的作品的最近新聞.[62]。 即將發行的電腦和XBox遊戲《Bioshock》則將場景設定於一個終極的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天堂，由一名叫做「Andrew Ryan」（顯然指的是「Ayn Rand」）的蘇聯流亡者在1946年所創立，場景設定幾乎就是蘭德理想中的世界，儘管城市在遊戲最後將會毀滅。 [编辑] 哲學影響在分析哲學—英語國家主流的哲學運動裡，蘭德的作品通常都被忽略。沒有任何分析哲學的主要研究大學將蘭德或客觀主義視為是重要的哲學部分或研究領域。而許多歐陸哲學的支持者和學者也批評蘭德對於私利的擁護，因此也很少重視蘭德的作品和客觀主義運動。不過，在一些頂尖[63]的學術機構如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64]、俄亥俄州的愛西蘭大學、以及匹茲堡大學裡，研究蘭德的哲學可以獲得獎學金。艾茵·蘭德協會的客觀主義學院中心所提供的課程也是通過認證的，在那裡學習客觀主義課程的學生也可以獲得大學的學分[65]。 [编辑] 批評[编辑] 哲學批評雖然蘭德的客觀主義很少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但這也有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的知名政治哲學家羅伯特·諾齊克。雖然諾齊克很支持蘭德的客觀主義產生了類似自由意志主義的政治理念，但他不認為她的哲學理論能有效正當化這些理念。尤其是，諾齊克在論文中批評蘭德將她的論點根基於倫理學上，蘭德主張每個個人自己的生命是他們唯一的價值觀，因為只有這樣才會讓其他的價值觀有可能實現。諾齊克認為這樣的說法並不夠詳細，他認為蘭德需要進一步闡述為什麼某些人會寧願選擇死去而不願擁有任何價值。因此，他主張蘭德試圖在道德上替利己主義辯護是犯了丐词魔术錯誤的例子之一， [编辑] 文學批評蘭德的小說—尤其是她的鉅作阿特拉斯摆脱重负獲得的評論褒貶不一。批評者認為這些小說往往過於冗長，而且以文學技巧不高的情節來重複許多哲學概念[66]。一些批評者認為蘭德的理想主義哲學和她的浪漫文學風格是與自然和真實人類行為互相矛盾的。這些批評者宣稱蘭德的小說充斥著不切實際而膚淺的角色模型，讓蘭德能以此作為褒貶的對象[67]。在小說中客觀主義的完美英雄都難以置信地富裕、聰明、俊美[68]、並且免於遭受質疑，而他們的對手則是虛弱的、可憐的、不穩定的、並缺乏想像力和天資。兰德對這些批評的回覆則是发表了《我作品的目标》（1963年）一文，和其他收集在她《浪漫的宣言：一种文学的哲学》（1975年）一书中的散文，说明她的目的是写出一种理想的人物，不是现实中存在的，而是应该和可能存在的人物。除此之外，蘭德小說的擁護者指出她的英雄都不是徹底完美、而且也不是每個都很富裕，而反面人物也並非都是虛弱而可憐的。 [编辑] 著作[编辑] 小說
[编辑] 非小說
[编辑] 死後出版的著作
[编辑] 電影在沒有經過蘭德的承認或同意下，《我們活著的人》已經被拍成電影兩次，1942年的Noi vivi和Addio, Kira。在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統治下影片差點被審查制度禁止，但由於小說是根基於反蘇聯的意識形態而最終得以上映。影片相當的成功，觀眾很快便領悟到對抗法西斯主義和對抗共產主義根本是同一回事，政府在那之後便迅速禁止了這部影片[69]。這些影片在重新剪接為新版本後被蘭德所批准，並於1986年以《我們活著的人》為名釋出。 源頭是好萊塢]的電影（1949華納兄弟公司），由蘭德撰寫劇本。蘭德最初堅持由弗兰克·劳埃德·莱特設計電影中的場景，但因為萊特的收費過高而作罷[70]。 《阿特拉斯擺脫重負》的電影版權於2003年被鮑德溫集團購買，拍攝尚在籌畫中[71]。 [编辑] 參考文獻
[编辑] 深入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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